人这一辈子，好多事儿都是过去了以后再回头想才能想明白，搁在当时，就算想破了脑袋也琢磨不明白到底怎么回事儿，能剩下的也就是手足无措。我知道我说“一辈子”有点儿夸张，可又有谁知道人活到多大岁数才算是一辈子呢，那些连话都还不会说就夭折了的小孩儿，他们就没活过一辈子吗？
小昭姑娘就因为这老说我矫情，反正也不知道自己能活多长时间，有想这些个乱七八糟事儿的工夫还不如卯足了劲多干点儿自己想干的事儿，要是这样，哪怕突然死了也不后悔。她虽然平时说话办事儿都听不着调儿，可说这话的时候，两眼“嗖嗖”冒着金光，就像是困在太上老君那座炼丹炉里的孙大圣，火眼金睛。
小昭姑娘这辈子最伟大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站在真正的舞台上唱一回歌儿，别的不唱就唱王旭写的歌儿，哪怕唱走了调唱劈了嗓子以后连句话都说不了那也值了。她喜欢王旭，我们都知道。要不然她怎么每次唱歌都回头看躲在阴影里的鼓手，伤心从来都自己躲起来不让王旭看见。一个漂亮姑娘对自己喜欢的人还能做点儿什么呢？
这些事儿，小赫儿知道我知道、双胞胎知道王旭知道、就连萧阳也知道。可是萧阳从来不生气，对小昭姑娘比对谁都好，谁敢欺负小昭姑娘她就跟谁急，金头发姑娘也就实心实意觉得她跟王旭挺好，一点儿歹意不起。别人都以为这多少有点假惺惺，要不就是小姑娘奇怪的少女模式情感。可他们不知道，萧阳真的喜欢小昭姑娘。
她到底为什么喜欢她我说不好，也别说我说不好，就连她自己也说不好。就觉得好像这是自己的一个孩子，不管什么样也都打心眼里头瞅着那么可人疼，让谁欺负了也不行。这要是让李景赫知道了，准说萧阳就是母性光辉泛滥。其实我倒不觉得，要说她是因为泛滥，可怎么就没泛滥到别人身上去呢？比如说我。我脾气这么爆，跟谁都是说蹿就蹿，炮仗捻没比王旭长，可就跟俩人没辙，一个是从小就压着我的李景赫，另一个就是萧阳。我不是说他俩人多好，主要是一个水汪汪的大眼睛一个纸片儿似的杨柳小蛮腰，你说欺负谁吧，李景赫那大眼睛能把人淹死，萧阳那小身板儿，我老怕一使劲儿就折了。其实细说起来，这俩一个比一个鬼心眼儿多，再加上小昭姑娘，我和王旭这两个老实人也只能干等着被折腾，还不许反抗，反抗也斗不过，还有双胞胎这队儿锣边鼓候着呢，刚一露头就给敲下去了。
王旭退了学以后就正式开始地下乐队的生涯，四个人在后海的一个酒吧里头打工，平时就是驻唱歌手，赶上人多也得端个盘子什么的。新街口那个空荡荡的大车库早就退了，搬回王旭原来的家。四个人一人一间小屋子，那房子算不上破，顶多也就是旧了点儿，面积说不上太大，可这么几个人住也够了。王旭和他爸住在这儿的时候，这房子就两间屋，也就是在院里私搭乱建了几间小土坯房，当厨房厕所和浴室，后来乐队搬进来的时候一帮小伙子光着大膀子干了几天，才又隔出来两间，成了四间房。
这成了我们这伙人的基地。一整个夏天，我们都坐在这大院子里头聊天，一个都没落。就连萧阳也破天荒头一回反抗了她爸，说什么不在这暑假补课，就算关禁闭也不成，关一回就跑一回，搏斗了多次，他爸也就妥协了，谁让就这么一个宝贝闺女呢。
过了这年暑假，我们就该高三了，高三多痛苦啊，传说从早晨六点学到第二天凌晨，社团活动也都停了，除了李景赫这个篮球队的主力还天天训练，我和萧阳原来在的那个摄影部已经人去楼空了，没有娱乐多恐怖啊，我一想起来就一哆嗦。哆嗦哆嗦就快到九月了。
其实八月中旬的时候各个学校就开始补课了，国家教委不让补，可偷偷摸摸也得补。假装军训，假装娱乐，反正满四九城的学校打着各种各样花里胡哨的旗号进行着地下活动，不知情的人老产生类似“北京的中学真是多姿多彩啊”这种错觉。
九月一号刚开学，这学校就给我们来了个下马威，发下来的课程表排得满满当当，休息的时间到底在哪儿啊？
开学典礼上正校长副校长教导处主任年级主任挨着个儿地轮番轰炸，把这高考说成了为全国人民谋福利，好多学生吓得一愣一愣的，中国人就爱这样自己吓唬自己玩儿，动不动就上纲上线，其实大学生都臭遍街了，谁还拿大学生当一回事儿啊？
不过现在再回过头想起来，那个时候完全就是青春期的反抗心理，你越不让我干我就偏干。好像一般人的青春期反抗在初中就开始了，到了高三，也就差不多该结束了，不过我这段青春期，似乎长了一点。那时候光顾着一个劲儿地反叛，对于后果完全没有预料到。
虽然学校的摄影部散了，可我还是整天挎着个照相机四处乱拍，拍出来就放到网上，也常常被杂志或者出版社相中，我开始觉得自己挺牛了，大小算得上是个艺术家了，学习的事儿完全不在乎了。这年代社会特进步，电子数码产品特普及，我拿的都是数码相机了。不过有时候我还是喜欢原来的胶卷相机随便拍，没想到这种简单的怀念成了后来很火爆的“lomo”生活。这种生活，即使是现在我也挺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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