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由于经管东厂的是司礼监的内监，和皇室靠得更近，也更能说得上话，镇抚司比起他们来到底要差了一些，不利的时候比较多。但是，却也并不尽然，譬如，在门达最受宠信的时期，在他手里的镇抚司衙门的气势便比东厂要高得多，东厂的人见了镇抚司衙门的人，常是退避唯恐不及。东厂自成化初年就是由司礼监的太监尚铭掌握，这尚铭是个很会捞钱、却又做事非常把稳的一个人。他有个开着京畿内外各家富室的名册，每逢手里有了案子，总要捡几家富室，把他们牵连进去，藉此进行敲诈，到把钱都捞够了，才把他们又各自开释出去。他是按着名册，依次进行，捞钱的面很广，但手段并不算是狠毒，所以他的财源茂盛，名声倒还算是过得去。
汪直的气焰极为嚣张，在西厂成立还没有多久，汪直就开始到处抓人。
汪直自给明宪宗在外侦事以来，便望着东厂，眼里通红，总是想把这块肥肉抢进自己的饭碗里。无奈尚铭的资历比他高得多，在宫里的人缘，尚铭也比汪直好，并且不时还拿些得来的珍宝进献万皇贵妃和明宪宗，想抢夺尚铭手里的东西，实是不易。但汪直不死心，他在外办事多年，经验更多，手下能办事的人也聚集了一些，因此更加露骨地向明宪宗表示，如果能把东厂交给他，他一定会办得更好。明宪宗很相信汪直，认为他说的是实情。但是，尚铭干得也还不错，宪宗不想把尚铭随便撤下来。他再三考虑后，才答应汪直，明年可以让他再办一个和东厂一样的厂卫机构，他和尚铭可以相互比试一下，看看谁的本事大，看看到底是谁办得更好。
西厂成立后，他想一鸣惊人，想把这头一炮打在一个很过硬的人物身上，他选定了作为南京镇监的太蓝覃力朋。汪直所以要这么做，首先是想树立威信，覃力朋没人敢惹，可汪直最终杀了他。
另外，又可见其无私，他和覃力朋都是内监，但是汪直并不因为彼此同类而包涵覃力朋。这是汪直早就盘算好了的，他把覃力朋的罪证也早就搜罗齐全。汪直揭露覃力朋罪行时说，覃力朋在他迸贡后转回南京时，装运了一百条船的食盐，他一路随时停靠，把食盐以高价硬派给船舶停靠的地方、稍不如意，便要寻找麻烦，一路上激起了许多的骚动、叛乱。在武成县，覃力朋殴打了那个县里的典史，还射死了另外一个人。汪直就以覃力朋的这些罪状逐一上奏，一并认为，其罪当斩。覃力朋是明宪宗派出去的得力内监，因此，宪宗没有听从汪直的意见，惩办覃力朋，但宪宗又明谕夸奖汪直，说他有胆量、敢办事，是大明朝廷的正义之臣，因而覃力朋最终还是死在了汪直的手上。
处死了覃力朋，汪直越发想在有点来头的人身上寻找是非。这时有个刑部郎中武清。才从广西勘事完毕，回到京中。西厂的特务们，疑心武清带得有私货，不问青红皂白，便把武清押入西厂狱中拷问。审后并无实据，便将武清又悄悄放了。此事从收到放，都是西厂私自干的，期间并没有奏闻，西厂的擅自胡行，令人不满。不久，又有个礼部郎中乐章与行人张廷纲一同出使安南，公毕回朝时，注直也命他的亲信韦瑛把乐、张二人抓进西厂狱里，多方刁难。这些人之所以无故被捕，都是汪直为了显摆自己的威风，故意干出来的。这些人的官阶，都是未经奏准不得擅捕的，汪直却偏要让人看看，他就是敢向这些够份量的人动手、开刀。
西厂的大牢里，既有品级很高的朝廷官员，也有一般的平民百姓，自覃力朋一案后，汪直可以不用请示直接处置，可想宪宗给他多大权力。
汪直的所作所为让内阁首辅商辂和十三道御史康允韶、礼科给事中魏元等正直大臣非常不满，大家一起向宪宗奏疏，请求撤销西厂，他们认为这个机构的存在让百姓不能好好过活，让百官整日提心吊胆。宪宗不以为然，他不但对一起奏疏的官员耿耿于怀，还将礼科给事中魏元和十三道御史康允韶狠狠地打了五十大棍，并取消了二人的奏疏资格。
汪直不但没有受罚，而且还比以前更受宪宗和万氏的宠信，他想：擒贼先擒王，打蛇打七寸，只有把内阁首辅商辂搞倒，其余的人自然不敢说他的闲话，于是汪直诬陷商辂曾接受过建宁卫指挥使杨晔的贿赂，众官员知道商辂的官品，但皆心怵汪直的心狠手辣和打击报复，反而一齐指证商辂的受贿行为，商辂孤掌难鸣，只好清辞返乡养老，于是，宪宗看在商辂曾经是自己先生的情感份上，让他以少保的官衔离开京城。这样一来，士大夫更加俯首听命于汪直，从此，再也没有人站出来和他对抗了，而宪宗也随即让汪直拥有更大的权力。
那杨晔是谁？杨晔是杨荣的曾孙，他在福建担任建宁卫指挥使（相当于一个军分区司令）。杨荣就明是宣宗朱瞻基在位的时候著名的“三杨内阁”之一，被视为文官的楷模。杨晔的父亲杨泰则是建宁卫的副指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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