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初期，妈妈开了个小豆腐房，每天早上三点钟就起来，把头天晚上毛驴儿磨出来的生豆浆熬煮，挤包，点卤水，压制好后，走街串巷去叫卖，六点半准时回家做早饭。芥菜缨子炒豆腐渣，压到豆腐模子外的干豆腐边儿，卖剩的大豆腐、豆腐脑，我们家每天都有豆制品吃，包括我家养的猪、狗、鸡、鹅。
后来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白面唱我们家的主角，玉米面甘当配角。白面在妈妈的手中像一个听话的孩子，一会变成细长柔韧的拉面，一会变成胖胖短短的面片，一会变成小巧玲珑的水饺，一会又变成了匀称苗条的手擀面；一会变成香气四溢的包子，一会变成满口生香的煎包，一会变成焦黄酥脆的烙饼，一会又变成了那白白嫩嫩的馒头。千变万化，虽然万变不离白面，但我们百吃不厌。
妈妈心灵手巧，小时候，我们穿的衣服，鞋子，都是妈妈亲手缝制的。妈妈没学过裁剪，但为了给我们穿上合体的衣服，自己细心琢磨，制作各种不同式样的衣服、裙子、裤子。并且在衣服上面点缀了一些色彩缤纷的贴花、流苏、花边等小饰物，甚至绣上艳丽的花朵，把普通的衣服装饰得漂亮别致，吸引了多少羡慕的目光啊！妈妈给我做的棉鞋——棉花包，一针针，一线线纳出来的“千层底”，虽然不时髦，但柔软、舒适、暖和。如果妈妈知道谁穿一件漂亮的毛衣，就跑去观看，东瞅瞅，西摸摸，皱着眉头看看，就走了。妈妈的手不但巧还快，过个十天半个月，一件模仿并超越了原样的毛衣就穿在了我的身上。于是舅舅家的几个表妹在埋怨舅妈的笨拙之时期盼我快点长高，她们好拣着穿我的剩儿。初中时，母亲为我织的毛衣，穿着出去玩，在大街上被人拦住，追着问是在哪里买的，女儿上幼儿园时，妈妈给我女儿编织一件红色的斗篷，大反领上用钩针钩了浅绿的花边，两条长长的绿色带子下坠着两个毛绒绒的圆球，惹得幼儿园的老师、小朋友的家长都跑到家里来向母亲请教；以至于后来妈妈在山东开理发店时的邻居英子毛衣店的师傅还得向六十岁的妈妈讨教，花针如何计算，颜色如何搭配。
妈妈的绣工也非常了得。绣花绷子上，银针牵着彩色的丝线在妈妈的精心穿引下显现出各式花鸟虫鱼：富丽的牡丹、挺拔的青松、成双的鸳鸯、比翼的蝴蝶——无不栩栩如生。于是这些美丽的精灵在我们家的门帘上、电视上、茶几上、甚至枕头上盛开、游动、飞舞……
妈妈的手，神奇的手。我小时候身体弱，妈妈说是她怀孕时营养不良造成的。我时常得东北地方病，邻居汤娘会治这种病，久而久之，妈妈也就学会了。1974年我们家搬到大兴安岭，那是生活条件艰苦，南方知青不适应寒冷气候，时常有人着凉，或者急火攻心，上吐下泻，手脚冰凉，严重者被人背着来我家，病人丢儿郎当几乎不省人事，被妈妈一番救治，竟能做起来说话。二十多年来，妈妈救治了大人孩子十几个人。
1978年，老乡杜姨早产，姨夫出差不在家，杜姨的妹妹跑到我们家告诉了一声就去卫生所找人，爸爸正在给杜姨家手推车打气，我抱着被子准备铺在车上送杜姨去医院时，听到孩子的啼哭，是妈妈给杜姨接了生，我跑进屋里，看见妈妈满头大汗，妈妈让我出去抱柴禾，爸爸在院里对我悄悄地说，你妈胆真大，把赤脚医生的活给干了。
妈妈的手，勤劳的手。从我懂事起，就依稀记得，母亲的手是一双永不停歇的手，像不知疲惫的陀螺，没有空闲的时候。早晨做饭就要把中午的带出来，带着午饭到河南的家属生产队地里干活，每天午饭后，妈妈不休息，搂猪菜，扒树皮，采野果，有时还到河汊子捞鱼，我们放学早，妈妈下班晚，我领着弟弟到河边的铁桥上等妈妈，妈妈的大金鹿自行车从来没有空载过。后来在建筑工地与男人一样干活，砖、水泥、沙石什么没卸过，挑沙浆把劳动布的垫肩磨坏了多少付，再后来在家属队当饲养员养猪，每当猪下崽子时妈妈就在猪圈外边的屋里陪着，队长见妈妈头脑聪明，吃苦能干，想让她当会计。妈妈急了，只念三年书，哪能当秀才呀？队长说，有文化高的，人品不好，不能用，我让老会计教你，什么时候教会什么时候走人。于是妈妈干力气活的手学起了算盘，每天把算盘拿回家练指法，拨弄来，拨弄去，像个小学生似的。
妈妈的手，温暖的手。我从小体弱，有一次，连续一周持续高烧，药也吃了，静脉点滴也注射了，就是不退烧。人迷迷糊糊的除了睡觉、梦中呓语，醒来就不停地要喝水。妈妈守在病床前，整日整夜，衣不解带地照顾着我，不间断地用冷毛巾敷我的额头，用酒精拭擦我的手心与脚心，不时地用手抚摸我的头部，我在睡梦中，感觉到一双手轻轻地盖在我的额前，好柔软，好温暖，好舒服，我真想一直就这样睡下去，一直感受着妈妈手心里的温度。在妈妈的细心呵护下，我终于降温了，体温恢复到了正常，七天没有合眼的妈妈，看着我，疲倦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妈妈的手，是暖流的源泉，汩汩热浪在心头翻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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